翻译的成果也该是研究的成果  

许渊冲自己提供的译例证明，他所追求的音美、意美和形美，都和原作的音、意、形无关。  

听其言、观其行，而后可知，许渊冲“新译论”的主要支柱，是他所特别看重的三个“不如”和三个“高标准”，那就是：“求真不如求美”；“使人知不如使人乐”；而最重要的还是隐含在“三化”之中的“‘不逾矩’不如‘从心所欲’”。  

好的翻译成果，也必然是研究的成果，但是当“从心所欲”成了“高标准”时，译杜甫诗句就可以不必研究诗句的出处和真义，译《唐璜》就可以不顾拜伦原作的内容和形式而别出心裁。  

写到这里，我又读到许渊冲为回答“忠实是译者的天职”（《中国翻译》 2000 年第 6 期）一文对“新译论”的批评而写的“再谈‘竞赛论’与‘优势论’”（《中国翻译》 2001 年第 1 期，下称“再谈”）。据“再谈”说：我以为“新译论”和“忠实”并不矛盾，因为优势论明白无误地提出要“使读者知之”，而能使读者知之的译文应该是忠实的。竞赛论明白无误地提出要“表达原作的内容”，表达原作内容的译文怎么会是不忠实的呢？  

问题在于表达的是怎样一种原作内容，因为他强调，求真不如求美；使知不如使乐；而且还表示诗歌可以有和形式分离的内容，而不承认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作为内容的真实意义。  

“再谈”还说：“我在‘新译论’中举了《诗经》、《楚辞》、杜诗、拜伦诗的译文为例，请教并没有指出译例有任何不忠实的地方。”  

我的点评就至少可以起点弥补的作用了，不过到现在为止，只评了他着力较多的后两种译例，这两种译例所证明的：并不是“忠实”，而是“从心所欲”，是他在实践中始终一贯坚持的，所谓“求美”的“高标准”，而不是“求真”的“低标准”。  

“分歧到底在哪里？”分歧，就在他全部主张的核心是：“但求神似，不求形似”，而反对“译诗，必须力求形神皆似”，和他“却认为如果保留原语形式能够保存原作魅力，自然可以保留原语形式，但如保留形式而不能保存魅力，或不保留形式却能保存魅力，那就舍形式而取内容，舍原语形式而取艺术魅力。”也就是：舍形而取神。  

他在“新译论”和“再谈”二文中一再举出的译例，《诗经》“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句的英译：  

Meet and part, live or die,  

We ’ ve made oath, you and I.  

我也认为译得不错，在他为数众多的译诗诗行中也确有一些可谓神来之笔的佳译，准确传神地译出了我们所熟知的原句。这样的佳译恰恰是因为他以译入语较好地再现了原语形式，尽管他并不自觉，所以才会说：  

“如果保留原语形式，那就应该改成 Die or live, meet or part, / With you I ’ ve made oath. ，不，如果这样理解“保留原语形式”，故意用汉语词序安排英语，就像故意把“寸心知”的“寸心”译为 an inch heart 一样荒谬。  

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是神似佳译？      

我说过，译诗，不求形似、但求神似而获得成功者，断无一例。许渊冲为了反驳我而以菲茨杰拉德所译《鲁拜集》为例，并引用了钱钟书对一种汉译本的评语。对此，我曾撰一短文（载《文汇读书》）为答，字数不多，全文抄录如下：  

译诗，我通过自己的尝试和对他人成果的研读，深深体会到，不求形似，但求神似而获得成功者，断无一例。  

许渊冲就不以为然，他也完全有自由不以为然，他说：“不求形似，但求神似而获得成功者，最著名的例子，是菲茨杰拉德英译的《鲁拜集》，英文学者几乎无人不知。”  

他说：“台北书林公司出版了黄克孙衍译的《鲁拜集》，也是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如‘一箪疏（！）食一壶浆，一卷诗书树下凉。卿为阿侬歌瀚海，茫茫瀚海即天堂。’ 钱钟书 教授读后说：‘ 黄 先生译诗雅贴比美 FitzGerald 原译。’”  

于是他说：“难道这还不算成功？”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他是说这就是成功的“神似之译”！  

钱钟书所谓“雅贴比美原译”，当然是对原作而言。但是，钱钟书懂不懂波斯文，我不知道，假定他懂，假定他对照过原作，这样的评价对现代汉语的译者和读者来说也都不足为训。何况，据英国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说，连英国的专家学者们对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是否算得忠实的译作仍然聚讼纷纭迄无定论。  

译难，评亦不易。不对照原作就无权对译作之优劣上下似与不似妄加议论，无论是谁。  

“再谈”又以荷马诗行的两种英译为例，盛赞“发挥了英语优势”的一种“远远胜过了”“保存了原文形式的译文”，并把他自己的汉译列于其后，并用香港《文汇报》的评语说它“实在贴切透了”，但是不知是对于谁说“贴切”。如果不对照荷马原作的希腊原文就说某一译文“远远胜过”，或是某一译文“贴切透了”，全都不可轻信，——姑妄言之者姑妄听之可也。  

至于把毛泽东《昆仑》所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最后三句译之为：  

I would give to Europe your crest,  

And to America your breast,  

And leave in the Orient the rest.  

尽管把三个“一截”分别译为 crest, breast 和 rest 而使原本不押韵的三句押上了尾韵，但是“押韵”未必“就好”，却由于失真而既不是好的译文，也谈不上“就丰富了英语文化”，再汉译为“鸡冠送欧洲，乳房赠美国，安宁留回给中国”（《文汇报》译文），更不可能如他所说“反过来又丰富了汉语文化”；即使是译成“山顶送欧洲，山腰赠美洲，其余留在东方”，也已经歪曲了本来就算不得出色的原作。如果“增添”就是“丰富”，那只能是画蛇添足式的“丰富”。我确信，毛泽东有知一定不会感激这种“丰富”。  

不能使英语读者知道毛泽东在这里说了什么和怎样说的译法，不值得提倡： 对于文化交流，再“美”的栅栏也不如实实在在的桥梁。  

愿君从善如流，可望更上层楼      

我之所以要采取点评的方式，尽可能完整地引用许渊冲的“新译论”原文，是为了绝对避免故意的和无意的断章取义。我并不是在追求一场争吵的胜利，而是希望通过逐字逐句的评析能够较充分地揭示“新译论”的偏颇之处。  

在 卞之琳 先生追思学术研讨会上， 许 先生告诉我，香港中文大学的英文版学报上有一篇翻译评论，说大陆存在着一个“形神皆似派”，以许渊冲为中译英的代表、以江枫为英译中的代表。说到这里，他和我都笑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属于“一派”。他主张“但求神似，不求形似”，我主张“形似而后神似”。  

在理论上我们确实不是“一派”，然而，理论与实践的完全一致，只是一种追求而并不总能实现：就像我常常追求形神皆似而失败，许渊冲有时也会脱离他的译论而获得意外的成功：他那“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句的英译就是接近形神皆似的一例。  

即使 许 先生放弃了他那一套偏颇的主张并承认形似而后神似，也不会是我个人的胜利，而只能是对于文学翻译规律性认识的胜利， 许 教授从善如流，则还有可能成为他本人的重大胜利：从此在翻译实践中自觉追求形神皆似的忠实再现，就一定能更上层楼，取得真正的成就：再也不会把“得失寸心知”译成“笑泪有谁知”，而会有更多的神来之笔——神在何处？神，与形同在！  

庞德的翻译不支持“新译论”      

到我发稿时发现，许渊冲还在重复坚持：“从心所欲重于不逾矩”、“如果能对原文有所改进，‘走样’又有什么关系？”对这些说法，就不再议论了。  

而对所谓“创作不断改进，不断提高，才有今天的世界文化，文学翻译也是一样。蒲伯改进了荷马，使希腊传统丰富了英国文学，庞德翻译的唐诗，使中国文学影响了英美的诗歌”，“但是庞德译的唐诗只是从心所欲，却‘逾矩’了”，却不能不略加评说。  

希腊传统之丰富了英国文学，果真是由于“蒲伯改进了荷马”？蒲伯是如何“改进了荷马”的，我不懂希腊文，没有对照过。但是庞德，我还略知一二。  

如果说庞德在诗歌创作上不是一个始终一贯的意象派，在诗歌翻译方面却显然贯彻了意象主义。以我手头三种美国诗文选集全都选了的唯一一首庞德译唐诗《长干行》为例可见，他的翻译方法决不是“随心所欲”而恰恰是对于原文的亦步亦趋，追求的也显然是形神兼备的忠实。  

他把“朗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译成“你踩着竹子做的高跷来了，摇摇摆摆装着是匹马”，我在别处已经说过，既不是谋求改进，也不是试图竞赛，而是因为他不知竹马为何物，却看得出是在作逐行逐句的对译，通观全篇，从“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之译“ While my hair was still cut straight across my forehead / I played about the front gate, pulling flowers. ”和“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之译“ At fourteen I married my lord you / I never laughed, being bashful ”，直到最后“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之译“ And I will come out to meet you / As far as Cho-fu-Sa ”，更可以看得出他不仅是逐行逐句，甚至是逐字逐句在直译。  

“长风沙”之译 Cho-fu-Sa ，就像“和干”之译 Chokan ，则是因为庞德不懂汉语，这个译文是根据美国汉学家费纳洛莎遗留材料所作的第二手转译，这两个地名是根据日语汉字音读的音译。而“瞿塘滟滪堆”之译 Ku-to-en ，则是由于费纳洛莎把“瞿塘”和“滟滪堆”两个地名混合成为一个“瞿塘滟”的结果。如果要把这样的错译也说成是丰富了某种文化，庞德的译文就不仅由于技术性的错误“丰富了”中国和英美诗歌，还由于不懂汉语而给中国文学史增添了一位诗人： Rihaku （李白的日语读音）。  

除此而外，庞德的译文好得不能再好：对等，忠实，再现了原作的意象，传达了原作传达的信息，尽管自始自终没有一处押韵。如果庞德“发挥译语优势”，起用希腊神话和圣经典故，大量使用英语成语，读者读到的就很可能是译者“如行云流水，自然顺畅的”英语作品，而不再是中国一个唐代诗人作品的译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