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歌川《翻译的基本知识》（节选）
　　
　　 钱歌川 著
　　
　　 肖毛 扫校
　　
　　
　　 扫校说明
　　
　　以下诸篇，选扫自钱歌川先生著《翻译的基本知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初版）。全书共十八篇，计139页，后半部多为具体翻译实例，前半部则纵横古今，无所不融，有如知识小品，即便英文丝毫不通者，怕也会读得兴致盎然，假如他真正热爱汉语的话。而那些“全盘西化”者，纵使英文说得呱呱叫，假如他对汉语，特别是古汉语缺乏热爱及了解兴趣，兴许反读不下去。
　　所以，我特意把《翻译的基本知识》前半部分的精彩章节尽量扫校出来，送给爱中文更胜西文的朋友。乍听起来，这种说法有点奇怪，可我总觉得，一个人只有热爱他的母语，时时亲近甚至精研它，然后才可以谈译事。一个中文胜过英文的人，纵使在翻译时遇到难句，凭着对母语的了解，也有可能“感觉”出其真正含义。一个英文比中文还好的人，他的译文却往往不可信或不可读，因为他缺乏一种关键技能——准确的中文表达能力。在《翻译的基本知识》一书里，钱先生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出许多中译英的例子，并以中英文来相互验证，恐怕也是出于这个目地。
　　林纾、鲁迅等老一代翻译家们，从小便能汲取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虽然他们的学习过程很可能枯燥无味，在接受精华的同时也要被迫接受糟粕。日后，倘若他们只愿死抱着传统文化不放，很有可能成为林纾，可敬而又可怜；但如果他们能够兼容并包，放开眼光，就有可能成为鲁迅。所以，鲁迅先生之所以说不读古文或少读古文，其实是希望读者在学习传统的时候不要被传统束缚手脚及眼界，以至于目空一切，不思进取的境地。知堂1966年2月19日致鲍耀明信也说：“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
　　如今，时代早已改变，我们虽不必用“之乎者也”去扫童年的兴致，但多数语文教师只满足于（或是技止于此）向学生“死灌”课本里的仅有的那几篇文言文，而其中的一些又属于没多少思想价值的政治垃圾，这更让他们对文言文产生由衷的抗拒，渐渐丧失了阅读其它文言文的兴趣和仅有的一点能力，等到日后饿极了，宁愿躲进外语的怀抱吃奶，也不回头看一眼他的老母。很多“畸形儿”，就是这样诞生的。
　　 所以，只要有机会，我总愿多学一点，多向朋友请教，以此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持同样观点的朋友，请读一读钱先生的这些文字，定能开扩你的眼界和思路。
　　
　　有朋友说，国内曾经出版过《翻译的基本知识》的盗版，书上还带有“内部交流”的字样，我买到的这一本却不是。对书稿的来源，“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句交待：“钱教授是湖南人，现侨居纽约，出于关心家乡出版事业而寄来此书，特予出版”。由此可知，此书的出版是“堂堂正正”的。
　　 虽然如此，大概原稿中便存在着一些排印错误，出版时又未能详加校对，书中的错误也还是不少，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标点混乱。如第一篇《一个古老的问题》中，曾有这样一段：
　　 “隋书”的“经籍志”上说……
　　
　　 按照我们的习惯，“隋书”应该加上书名号才对。
　　 再如，第五篇《佛经的翻译方式》中的这句话：
　　
　　 “他又从何借他们《听》到的《成事之说》……”
　　
　　 显然，这里的“听”与“成事之说”属于引文，应该使用引号才对。这些地方，我一律未予更正，反正一看就能明白的。
　　
　　 二是英文错误。如将head印成haed等等，属于明显的排印错误，扫校时基本予以改正。
　　
　　 三是中文错误。如第十三篇《在动手翻译之先》中的这一段：
　　
　　 “又如语义可以变迁：‘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徒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汉书贾谊传）。”
　　
　　 这句原文，出自《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十八”：“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
　　 这里，钱先生之所以没有断句，是为了通过分析来说明此句该如何标点和理解，这没什么，但其中的“徒其侯国”却应该写作“徙其侯国”才对，这里显然是印错了。因此，这个“徒”字，被我直接改回“徙”了。
　　
　　 此外，钱先生在第十三篇《在动手翻译之先》中，曾有一段话，虽然没有排印错误，但文中的观点我还不大理解。
　　在这篇文章中，钱先生先论证了“于”和“於”字的时代局限（“……在诗经、书经等古书上用‘于’，到论语上便改用‘於’了。如论语为政篇在同一章中相连的两句内，用了‘于’又用了“於”，所以宋翔凤辨证说：‘上文引书作于，下文作於是夫子语，显有于於字为区别。’可是东晋古文书经的作伪者，没有训诂学上的知识，不明白这种分辨，因而把孔子说的话，也当作尚书的逸文，从这里一并采入所谓‘君陈篇’中去了。我们的名汉学家当然更加不能辨别，因而有如下的翻译。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然后举出两种中译英的例句，认为它们都有如下错误：
　　 “两人同是把‘施於有政’，当作尚书中的话，而不辨‘于’，‘於’的古今字，自然分不清楚那是尚书，那是论语的话了。”
　　 可是，我查了《辞源》、《词诠》、《经传释词》诸书，里面都没有“在诗经、书经等古书上用‘于’，到论语上便改用‘於’”这样的见解。杨伯峻先生的《论语集注·为政第二》把这句话点作：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书言君陈能孝于亲，友于兄弟，又能推广此心，以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则是亦为政矣，何必居位乃为为政乎？”可见，朱熹也把“施於有政”归入《尚书》之中去了。
　　 再查上海古籍影印版蔡沈注《书经·周书·君陈》，此句原文为：“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其中竟无“於”字。蔡沈注云：“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看来蔡沈并未将“克施有政”作为伪逸文。另查贵州人民版《今古文尚书全译》，原文亦为“克施有政”。
　　 那么，钱先生所说的“施於有政”一词是哪里来的呢？宋翔凤所谓的“上文引书作于，下文作於是夫子语，显有于於字为区别”，又是根据什么本子说的呢？通达的朋友，请前来指教，多谢！
　　
　　 17:23 05-11-20肖毛
　　
　　
　　
　　 《翻译的基本知识》（节选）
　　
　　 钱歌川 著
　　
　　 肖毛 扫校
　　
　　 目录
　　
　　 一 一个古老的问题
　　 二 约定俗成万物名
　　 五 佛经的翻译方式
　　 七 直译和意译举例
　　 八 译文第一要通达
　　 九 首先要了解原文（节选）
　　 十二 两国语义不尽同
　　 十三 在动手翻译之先
　　
　　
　　 一 一个古老的问题
　　
　　世界上现存有三千多种语言，彼此之间不能理解，要理解就得凭仗翻译，语言的产生和人类的产生同样的古老，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类，开始发生接触的时候，就发生了翻译的问题。人类由单有语言进化到有文字的程度，其间必然经过极其悠久的岁月，至今世界上三千多种不同的语言中，有文字的仍为极少数，这并不是说有的民族产生得较迟，所以文字也发达很迟，而是因为他们的知识进步很慢，文化水准很低的缘故。大家都知道：文字是代表民族的文化的，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其文化水准的低落可想而知。孔子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意思就是说，要把一个人的话语和思想，传到远方或传到后世，就必得有记录的文字。世界上最古的文字有三种：一为苏马利亚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二为埃及的图书文字，三为中国文字。所有人类的文字，虽则都是由图书演进而来，然而并非出自一源。于是发展出彼此极其不同的文字来了，如中国的文字为注音文字，西欧的文字为拼音文字，这已经在系统上大有不同，判然二物，即是那些有亲族关系的文字，如日本、高丽、安南、乃至古代的契丹、女真、西夏，都采用了中国文字，或至少是和汉字有不少的关系，但发展的结果，也多变成了另外一种文字，如日本文看上去虽则满纸汉字，然而我们中国人要了解它，也大不易。不要说外国，那怕是在一国之内，文字也不尽同，我国直到秦朝的李斯，实行“书同文”，才算是把中国的文字统一了。
　　同一国的文字，如果不统一的话，也是需要翻译的；外国的文字，那怕是汉字集团，如上述的日本文及高丽文，我们如不经过翻译还是不能了解的。说话固然不能了解，就是写成文字也和我们的大有出入。所以说话需要翻译，文字更要翻译。没有文字而只是口头传述的，不算正式的翻译，只可称为通译（Interpret）；要把用文字写成的书籍，译成另外一种文字，这才是正式的翻译（translate）。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到处都是不同种族的人，说着各自的母语；就同是华族，也说福建、广东、潮州、海南、三江各地的方言，互相不能达意，就得有人通译。如果是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生长的人，他就会说各种各样的话，会说英语，会说马来话，会说华语，会说闽、粤方言。这样的人英文叫做会说多种话语的人（polyglot）。他只能做通译，不能做翻译。通译是动口的，他不一定要认识字，而翻译是动手的，他必须通晓书本上的文字。所以从事翻译工作，非精通语文的人（Linguist）莫办。
　　 通译因无记录可留，自无史实可考，等到有记录时，已经到了翻译的阶段，至少是有一方面的记录，把当时由通译口头传述的话，用文字记下来了。如中国从事翻译的工作，而留下有记录可考的，是三千年前的周代。“礼记”的“王制”上说：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等到公元一百五十年的时候，即汉末的桓帝的朝代，所翻译的佛经，流传至今还在。“隋书”的“经籍志”上说：
　　 “汉桓帝时，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解通。”
　　 这似乎是“翻译”一词出现最早的记载，在汉以前只称“译”。
　　 “礼记”上说：“北方曰译”，只用一个“译”字。因为汉人大半与北方的外族打交道，所以“译”的这个名称特别发达，后来加上一个形容词便称“翻译”，代表转译四方的语言文字了。
　　 在西洋的欧州，翻译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有记录可考的，是在公元前二百五十年的时候，罗马的诗人安得罗尼可斯（Livius Andronicus，c，284～204 B．C．）曾把希腊大诗人荷马（Homer，c．10th cent．B．C．）的史诗“英雄流浪记”（Odyssey）译成了拉丁文。可见翻译这一种工作，是在两三千年前的古代，早已有了的，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玩意。如果翻译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极其古老的问题。古人所遭遇的困难，我们同样还得遭遇。翻译免不了要发生误译，也并非时下才有的。在一九三一年左右。上海有位文人曾由英译本把俄国作家柴霍甫的短篇小说，全部译成中文，至少有十二巨册。他的中文写得非常流利，英文的阅读能力也不算坏，可是译得多了，总不免有失错（slip）的地方，於是乎他就在中国的文坛上闹了一个大笑话，把英文的银河（The Milky Way）译成“牛奶路”了，有诗为证：
　　 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这首诗可以称为一种史料，中国翻译史上的逸话。大家都知道织女配牛郎，为什么诗中变成了“马郎”呢？这也是那位先生译笔下的杰作。神话中有一种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的怪物（Der Zentaur），竟被译成“半人半牛怪”，当时曾被人讥为“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
　　 在上诗中，提到为牛郎织女七七相会时架桥的“乌鹊”，使我想起另外的一些译作来了。以译介中国文学名著闻名世界的，英国汉学大师介尔斯（Herbert Giles），把曹孟德的诗句：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英译为：
　　 The stars are few，the moon is bright。
　　 The raven southward wings his flight．
　　 而不久以前李杏村先生新译的“前赤壁赋”上把这两句诗又译成：
　　 When the stars are few
　　 And the moon shines brightly，
　　 Magpies and ravens are winging their way southward．
　　 由上两种翻译看来，外国人译的也好，中国人自己译的也好，都把“乌鹊”一个名词翻译错了。介尔斯把它译成“乌鸦”，是另外的一种鸟，而李杏村就把它译成两种鸟了，他不知道“乌”在此是一个形容词，实际是指那种俗呼为“喜鹊”的鸟。
　　 上述几位译者都是很好的，尤其是介尔斯的鼎鼎大名汉学界谁不知道，可是译诗照旧不免有错，古人要译错，今人也要译错。所以我说翻译的困难问题，是自古以来就有了的。
　　
　　
　　 二 约定俗成万物名
　　
　　 十九世纪的英国著名生物学者赫胥黎（Thomas H．Huxley， 1825～1895），曾以极其通俗易解的文字，来说明大自然的秘奥。他把世间万物分为两类：一类叫自然物，一类叫人为物。如房屋、家具、舟车、机器之类，就是人为物，因为它们都是经过人的手艺而形成的；而另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是完全没有经人之手而出现的，世界上即令没有人类，它们也是存在的，那是些什么呢？那就是日月星辰，白云苍天，山河海洋，动物植物，一切自然产生的东西，所以称为自然物。所谓人为物，严格地说起来，也不真正是人类创造的，如果没有自然物的话，人类便什么也造不出来。例如，一张书桌，算是人为物吧，但是如果没有自然物的树木，给我们做材料，又那里来的桌子呢？所以，事实上，人为物的产生，不外是我们叫作人类的这个自然物，在别的自然物上有所作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