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翻译过程：听清语言符号  理解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  摆脱语言外壳  表达思想内容
    释意学派的理论非常注重对翻译过程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该学派所关注的焦点就是翻译的过程。释意理论认为，口译时，译员在把讲话人的话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懂的话以前，实际上要经过三个阶段：

    (1) 听清作为表达思想内容的语言符号。通过分析和理解，搞清这些符号所表达的语言现象；弄清这些符号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此阶段称作“话语阐释”（interpretation or exegesis of discourse）。 

    话语阐释是口译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是演讲人与听众之间最为重要的连接纽带，因为演讲人的话一经说出，它的口头表达形式便立即消失，但与此同时它却通过话语阐释这一环节，变成了译员的思想。于是在译员的头脑中，演讲人已经讲出的话便又回复到了原始的状态，亦即尚未用语言形式表达的那种纯思想的状态。这种“尚未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塞莱丝柯维奇，1979：113），可以经由译员之口，用译员的语言，以正常的速度来重新加以表达。

    (2) 立即自觉地忘记这些语言符号的结构，以便只记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语言符号所产生的认知和情感意义。此阶段被称之为“脱离语言外壳”（déverbalisation / de-verbalization）。在理解和表达之间加入脱离语言外壳这一程序是释意理论对言语科学研究的结果，也是对该科学的贡献。这一结果对于翻译教学法研究的意义重大（许钧、袁筱一，1998：202）。

    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有一种片面的看法，认为“语言”和“思想”完全是一码事，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因此，当听到有人说应该把语言和思想分开时，他们便会感到非常惊奇。人自幼年学说话时起，就在学习用语言表达自己已经有了的思想和感受，比如婴儿学着叫“妈妈”。但实际上，孩子刚生下来不久就已经认识了妈妈，他虽然还不会说话，但却会用微笑来表达自己看到妈妈时的思想感受（塞莱丝柯维奇, 1979：114）。

    塞莱丝柯维奇提出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她问道：一篇五百字的讲话和一部故事片的情节，哪一个更容易记住呢？答案是：电影虽长，但却并不比五百字的讲话难记。同样一个人，记住五百字的讲话约需一小时，而且很费劲，记住一部电影却毫不费力。也许他不能把每个细节都从头至尾叙述出来，但却能够回答有关每个细节的所有问题，至少在看过电影后的几小时内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说，他记住了整个电影。由此可见，总体而言，有两种记忆法：内容记忆法和文字记忆法。内容记忆的特点是只要理解内容，便可以复述出来。文字记忆则需花费许多时间，反复背诵。一篇十至十五分钟、包括一千五百至二千字的讲话，至少需要几个小时才能记住。记住内容，是对讲话全面领会并迅速分析的结果。事实上，如果说观众记住了影片的内容，那是因为他看懂了电影。（塞莱丝柯维奇，1979：41） 

    持释意派观点的口译人员认为：思想在未经表达以前，并非是以语言的形式储存在人的头脑之中。而一经用语言说出和确定之后，它又会在别人的头脑中以“非语言”的形式形成某种概念。(S,115)因此，在口译时，译员必须而且也能够做到抓住讲话的内容，并将其连贯地记在心里，而不是让自己陷于讲话人所使用的词句。

    (S, 23)这种观点有没有科学根据呢？答案是有的。伍铁平（1990：14-15；转引自许钧、袁筱一，1998：201）指出：“当代科学家推测，大脑很可能是一种全息装置；除语言以外，还有表达思想的某种特殊代码，使得大脑有可能容纳下这么多的信息……”“保存在记忆中的是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自然语言的代码。”心理学家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在记忆中是分别保存的，语言的深层意义在记忆中保存的时间较长，而表层意义在记忆中保存的时间较短。”

    意义单位在译员的脑中交迭先后出现以便产生广泛的意义，这些单位在融入更广泛的单位时变成了脱离语言的知识和更为贴切的思想。由此可见，意义单位是翻译中帮助建立原语信息和译语信息之间等值关系的最小成份。理解一旦完成，这些意义单位便融入新的意义单位，成为先意识或潜在知识。这种潜在知识到底是否是语言的，至今尚无答案，但释意理论认为：“意义单位由意识状态变为潜在知识时脱离了语言。它是语言知识与几年前或几秒钟前存在的非语言的语言外知识相交的结果。”（许钧、袁筱一，1998：196-197）

    当然，在交替口译时，译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比较容易地忘掉原讲话人所用的词句，摆脱原话语的影响，而抓住讲话人的思想。同声传译时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译员耳边不断响着外国语，嘴上又要不断地说母语，因此回旋余地很小，比较难摆脱外国语的干扰和影响。

    (3) 用另一种语言的符号造出新的句子，并且使这些句子符合以下两点要求：一是要表达出原话语的全部内容，二是要易于听懂。(S,13)此阶段是原语信息内容的重组（reformulation）阶段。

    概括说来，释意理论不是把翻译看作一个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单向解码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理解思想与重新表达思想的动态过程。用塞莱丝柯维奇一句形象的话来说，译员把法文译成英文的过程就好象是把一件法国式样的毛衣拆开，把毛线都洗净理好，然后再按照英国的式样把它织成一件新的毛衣（塞莱丝柯维奇，1979：48）。新织好的衣服当然还是一件毛衣，而不是别的什么衣服，但式样，或者说形式却可以同原来的那件毛衣大不相同。

    释意理论对于口译、实用文笔译以及翻译教学都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它明确地告诉译者需要译出的是什么东西（是意思，而意思是语言知识和对现实世界的感知相结合的产物）；它要求译者弄懂自己所译对象的内容以及讲话人或作者所要达到的交际目的，而不是像纽马克所批评的那样，仅仅满足于使自己相信：自己译就的句子“从语言上来说是有意义的。”（Newmark, 1988: 155）

    释意理论的缺点在于：它只关注交际的直接目的以及交际过程中所传递的指称意义（或称认知意义），而未充分考虑到语言信息可能具有的多重意义（如表情与表感、风格与修辞等方面的意义），因此它在文学翻译的实践与研究上价值有限。不过该派理论实事求是，倒也并不声称自己可以同样有效地适用于文学文本的翻译，这是它的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