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翻译对象
    释意派理论的核心是把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和非语言的意思（non-verbal sense）区分开来。译者所要传达的不是语言符号的意义，而是讲话人在其话语中所表达的非语言的意思。也就是说，意义的本质是交际者通过语言符号所传达的“意思”，而不是语言符号本身的意义。

    意思（sense）由两个成份组成，一为“内含意思”（implicite/implicitness），即作者或说话人意欲表达的意思；一为“外显意思”（explicite/explicitness），即作者或说话人实际写出或说出的内容（Baker, 1998:113）。

    笔译与口译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种交际行为，只是在笔译中，所译材料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像在口译中那样密切而已（比如一篇古老的文本，其作者的写作意图——也就是“内含意思”——很可能会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无法知晓）。口译则不同：它被释意学派视作最为理想的交际情景，因为在使用口译的场合，所有对话人都在场，他们共同具有同一个时空环境，在一般情况下，也共同具有与交际话题相关的知识。

    基于上述认识，翻译的目的应为传递意思，亦即交际意义；译者所译的东西应为篇章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是言语（亦即语言的使用），而不是语言本身。口译并非基于对原讲话人语言的记忆，而是基于译者对原讲话人所传递的交际意义的把握以及随后用目标语言对该交际意义（即讲话人的意思）进行的重组。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释意理论首先把语法同语义分开，指出翻译是释意；继而又把语言意义同非语言意思分开，指出译者要译的是意思。而意思就是交际意义。那么在语言交际中，交际意义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2.3 交际意义的产生
    意思或者说交际意义的产生取决于交际参与者之间有足够的共同知识。译员听讲话的目的不在于进行语言分析，而在于让有声语言链，也就是有声音的一串话语，唤起储存在自己大脑中的认知知识，加上认知语境、讲话人、听众等因素，在头脑中产生交际意义。也就是说，交际意义的产生是语言知识同与其相伴随的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相结合的结果。

    (1) 语言知识：译员从一开始就应具有完备的语言知识，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译员不是边学外语边学口译，而是应该在熟练地掌握了有关语言以后才来学习口译，这样在听辨说话人的话语时才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容上面。

    (2) 认知知识：又称“认知知识库”（bagage cognitif / cognitive baggage），指语言外的、有关现实世界的知识。从根本上来说，篇章是语言知识同语言外知识结合的产物。交际意义只有在语言知识同语言外知识相结合之后才会产生。

    塞莱丝柯维奇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永远不可能动手作心脏移植手术，但是我们肯定必须熟悉有关的术语，能够把心脏移植手术讲清楚。”（Seleskovitch remarks: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perform a heart transplant, but we must certainly master the terminology well enough to explain it.”）（转引自Elliott, 1987:110）

    (3) 认知语境（contexte cognitif / cognitive context）：即通过对所译材料具体的、直接的解读而获得的知识，如英语里的“processed cheese”一语，在某一具体的认知语境中可能是法语里的“chomage cuit”（煮熟的奶酪）；汉语里的“您辛苦了”这句话在具体的认知语境中可能是法语里的“Vous êtes fatiguée!”，但也可能是同一语言里的“Vous avez fait un bon voyage?”，“Vous avez bien travaillé!”或英语里的“Did you have a good trip?”,“How was the flight?”等等。

    认知知识与认知语境合起来称为“认知结构”。认知结构当中的成份与具体交际过程中所用的语言符号的意义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意思；这些成份被称为“认知补充”（compléments cognitifs / cognitive complements）。认知补充同语言知识一样，同为理解原话语或原文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根据释意理论，如果译者只听清了原讲话或原文语言的表层意义，而缺少或者没有抓住从中提取意思时所需要的认知补充，就会出现译文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甚至张冠李戴的结果。例如，1998年10月，南京大学举行仪式，授予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名誉博士称号。布什在致答词时提到了“President Jiang”，即江泽民主席。译员因为没有充分注意讲话的上下文，而想当然地将其错译成了“（南京大学）蒋树声校长”。此例足以说明认知补充对于正确理解交际意义有多么的重要。

    (4) 讲话人：为了正确理解交际意义，译员还必须抓住讲话的内在逻辑。而要做到这一点，译员就必须正确领会讲话的目的。为了随时抓住讲话的要旨，译员必须始终注意讲话人的身分和资历，必须始终和讲话人站在同一立场上，保持同一观点，否则就会犯错误。塞莱丝柯维奇举过一个女大学生当翻译的例子。这个女大学生由于没能站在讲话人的立场上，所以把意思完全译反了。讲话人是个美国军官，他讲话的原意是这样的：“在朝鲜战争时期，修建了一所美国医院，它的医术和医疗方法都比较好，伤员经治疗后都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前线。”译员把前后经过都译得很好，就是结论译错了。她说：“经过治疗，伤员都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家园。”译员不是站在军官的立场，而是站在一个平民、一个妇女的立场上。她在记录演讲人的讲话时，记的不是原话，而是大概意思。由于立场不同，她在开始记录时，就已经用自己的逻辑代替了演讲人的逻辑，根本就没有听清人家讲的是什么。所以她从听和记录时起就已经犯了错误。（塞莱丝柯维奇，1979：31）

    了解讲话的目的，往往还有助于表达。在即席翻译过程中，当大会主席要求译员压缩其译文时，译员往往可以把讲话人很长的发言概括为“某某先生同意”。

    (5) 听众：在即席口译的场合，讲话人与听众的距离很近，两者的关系比较紧密。讲话人十分关心自己的话是否在对听者产生自己预期的效果，而听众为了便于理解讲话内容，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译员身上的。译员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并用自己的口才、语调、身体姿态、面部表情等协助传达出原讲话的感情色彩，使听众做出讲话人所预期的反应。例如，如果讲话人的态度很严肃，而译者却表现得十分轻松愉快，讲话人的话语对听众产生的效果就可能同他或她本人希望看到的效果不太一样。反之，如果讲话人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而译员却扳着面孔，不拘言笑，那么也很难说是做到了与讲话人此时此地正对听众施加的影响相协调。塞莱丝柯维奇说：“人们讲话时最注意的莫过于自己说的笑话所引起的反应了。如果讲话人由于自己的幽默而忍俊不禁，而听众却莫名其妙地盯着他看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到很不自在的。”但是人们都知道，笑话是最难翻译的。有一次她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干脆釜底抽薪，从容不迫地对听演讲的代表们说：“发言人刚讲了一个无法翻译的双关语。请大家笑吧。这会使他十分高兴的。”代表们果然照办，这才使她如释重负。（Elliott, 198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