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翻译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活动，是人类借助符号进行思想交流、文化传播的中介环节。在信息全球化的语境中，翻译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职业。翻译的本质见于符号转化，即信号编码和解码，它反映了人的符号存在。语言翻译的本体特征在于跨文化传播，这是由语言和文化的内在关系决定的。翻译具有文化和传播的双重性。

文学翻译是翻译的重要内容，经历着欣赏和再创作两次审美体验，其过程包含着艺术审美价值，表现为情感化、人物性格再造、形式美重建等艺术品格。

［关键词］ 翻译；符号；存在；文化；跨文化传播；情感化；性格再现；形式美重建

翻译——大众化职业

翻译本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行为，是人类进行信息交流、文化传播活动的中介环节。随着人类社会的交流传播的内容、方式、形态、规模等诸方面的不断发展，翻译活动亦发生着质和量的深刻变化。

在我国古代早有“两舌之人”的活动记载(1)。从东汉时（公元148年）开始翻译佛经算起，到符秦时专设佛经译场，翻译从民间私人事业发展为有组织的活动。到了隋唐时期，我国翻译事业进入高度发达时期。随着近代西学东渡，我国翻译事业进一步兴旺发达起来。

然而，古代的翻译毕竟是贵族的事情，是高深的学问，为普通学者所难及。即使是近代，翻译也只有受过特殊教育的人才所能为，终归属于精英文化的范畴。

今天，人类社会已跨入信息时代，传播的大众化、全球化为翻译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从此，翻译走下了神坛，成为一种日趋大众化的职业。

据资料显示(2)，北京市在册的翻译公司（翻译中心或翻译社）有109家，1998年以后注册的达79家，两年内翻译公司的数量翻了两倍半。业内人士称，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大大小小约有五六百家。这惊人的数字背后活动着多么庞大的翻译者队伍！不难想象，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外经贸、文化往来会日益频繁，翻译活动也将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平常，译者队伍则势必随之倍增。

于是有人担心，既然人人都能做翻译，那么，以翻译为事业、为追求的翻译家还有饭吃吗？翻译既已成为大众化，它也会像其他文化产品一样成为一次性消费亦或文化快餐吗？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正如一般商品存在假冒伪劣现象那样，翻译“品”也患有粗制滥造的流行病。社会上有“拿来就译”的，有“望文生译”的，也有靠“文曲星”、“快译通”边查快译的——结果许多“译作”文理不通，谬误百出。甚至在广告、招牌、名片这些招人注目的地方，荒唐可笑的“译例”不胜枚举。而“人工智能”的信徒们却对此不以为然，依旧拥抱“翻译将成为历史”的断言。

翻译到底是什么？翻译家要做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如果掀开所谓翻译大众化的浮尘，而从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乃至审美的角度来作一番分析，那么，对于翻译的本质及其特征，行里行外的人们自会做出合乎逻辑的判断。

翻译——符号存在

翻译，从狭义上讲，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现代汉语词典》），这是语言学的判断。按卡西尔的符号学观点，人是符号的动物，世界是人造的符号世界。人创造并使用符号进行交流传播，人际传播的过程就是符号互动，不存在没有符合系统的传播。根据“奥斯古德—施拉姆”的传播模式，传受双方互为传播过程的主、客体，执行着相同的功能，即编码、译码和释码。(3)在此层面上，翻译是把意义转化为符号，又把符号还原成意义的双向转化。所以，翻译的本质是符号互动，是人的交流传播方式。

比如，甲向乙表达某种思想情感，即所谓传播某种信息，此信息不会自己直接跑过去，而要先被转化成某种乙能接受、能感知的东西，即“你知我知”的符号，譬如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句言语，一首诗歌，一枝玫瑰，或一封电子邮件。甲的表达过程，即信息编码本身就是翻译，就是把他的思想情感翻译成符号，于是他完成了一篇译文（眼神、手势、言语、诗歌、玫瑰或电子邮件）；这篇译文，即信息符号，经由媒介，传递到乙，乙对此译文进行释读，即符号解码，又是翻译，就是把译文还原成甲要表达的意义，即原文，可见，甲乙之间完成一次信息传播，需经过符号的编码和解码两个基本环节，也就是两个互逆的翻译过程。

再拿艺术创作和欣赏为例，如朱光潜先生所讲，姜白石在做“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这句词时，先从自然中见出一种意境，然后拿这九个字把它翻译出来。后人读这句词时，这九个字只是一种符号，要能认识这种符号，则要凭想象与情感从这种符号中领略出姜白石原来所见到的意境，须把他的译文翻回到“原文”(4)。可见，艺术审美也表现为符号编码和解码这两个基本环节，即两个互逆的翻译过程。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艺术活动往往比这一模式复杂，但其传播的实质依然遵循符号编码和解码的道理。比如，柴可夫斯基把他见到的“天鹅湖”意境翻译成乐谱，指挥和乐队再把乐谱翻译成《天鹅湖》音乐，舞蹈家们把乐谱翻译成舞台表演，我们凭自己的想象和情感，从这演奏的音乐或舞台的表演中领略柴氏的“天鹅湖”意境，即把经二度翻译的译文翻回到原文。

总之，艺术创作和欣赏表现为艺术符号和艺术形象之间的相互转化，也就是说，艺术活动的中心环节就是翻译。

由此展开，“人类精神文化的所有具体形态——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无一不是符号活动的产物”，(5)因而，人的一切精神文化活动都表现为这种或那种符号传播形态，亦即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翻译方式。

再用一则朱光潜先生关于看古松的不同态度的例子。面对田园里那一颗古松，木商所知觉到的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他读解的是实用价值，是谓译其善；植物学家所知觉到的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心里决定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们何以活得这样老——他读解的是科学规律，是谓译其真；画家——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松，他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他读解的是美，是谓译其美。(6)

古松作为同一种符号，对它采取三种态度，实际上就是采用三种解码方式得出的三种结果，或者说，是由三个翻译做出的三份“译文”。

总之，人的交流传播离不开符号，而发生在符号与意义之间的互动就是翻译，所以，从根本上说，翻译体现着人的符号存在。

显然，因为人每天都与符号打交道，所以人每天都在做翻译。换言之，因为每天人人都与符号打交道，所以，每天人人都在做翻译。然而，这里所说的翻译是指人的交流传播活动具有编码、译码的性质，与具体的职业翻译的行为并非同一概念。

那么职业翻译，即平常说的翻译有什么特性？按语言学的定义，职业翻译可理解为本文表示意义与符号关系的翻译的特殊形态，因为它的功能是把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也就是说，它是“符号转换器”或曰“语言转换器”，反映的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以，一般称作语言翻译（如英语翻译、口语翻译等）(7)。

比如中美代表举行谈判，需要翻译来沟通语言。中方讲话，是把意见（原文）翻译（编码）成汉语（译文1），作为语言转换器的翻译人员把汉语（译文1）转换成（这是平常讲的翻译）英语（译文2），美方代表再把它（译文2）翻回中方要表达的意见（原文）；同样，美方代表讲话也经历从原文（意见）到译文1（英语）再到译文2（汉语）的转换，然后中方代表再将译文2（汉语）翻回到美方要表达的原文（意见）。(8)

总之，语言翻译的品质体现为中介转换，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互动，发挥着桥梁、管道的作用，是一种职业化的特殊行为，可视为一般意义的翻译（体现意义与符号关系）的延伸和补充。前文所谓翻译的大众化，实际上是指语言翻译的大众化。

语言翻译的意义仅仅是中介或转换吗？或者说，语言翻译谁都能做吗？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语言不能脱离社会文化而存在，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往往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语际交流实际上又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9)

语言翻译——跨文化传播

语言与文化唇齿相依。语言是文化的结晶，文化又靠语言得以传播。

作为语际交流的中介，翻译（这里指语言翻译，下同）必然与不同的语言打交道，也就不能不与其各自所属的文化相沟通。

从语言自身的逻辑规则来分析，语言的规则不仅包括语音、词汇、语法等结构层面，而且还表现在决定使用语是否得体等诸因素，即使用规则。“语言的使用规则实际上就是这种语言所属文化的各种因素。”(10)

翻译的基本环节理解和表达都受制于原语和译语各自结构规则和使用规则的双重规定。理解的结果是获得原语的意义及其承载的文化信息，它以熟悉原语的结构规则和使用规则为前提，因而不能脱离原语的社会文化因素；表达的目的见于带着理解了的信息，用译语在其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有效交流，它以符合译语的结构规则和使用规则为条件，于是不能不与译语所属的社会文化因素相碰撞、相融合，因此，翻译的使命，说到底，是从一种社会文化语境中走出来，然后再进入另一种社会文化语境中去，其表象是语言与语言的沟通，而实质则是文化与文化的交融。所以，按文化翻译学的观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规，翻译则是文化与文化的对话，是跨文化的传通。鉴于此，译者必须熟悉两种文化：本国文化和对象国文化，或曰“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11)

佛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史几乎就是我国古代翻译事业的发展史，尤其是佛经的传播，完全可以说是翻译家们的功劳。像著名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Kumarajiva（公元344—413）]、翻译巨星玄奘(12)，都是佛家高僧，他们既精通梵文(13)，又精通汉文，一边传教，一边译经，可以说，他们自身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

近代西学东渡标志着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达到了极盛，出现了像严复、林纾以及后来的鲁迅、瞿秋白这样一批翻译大家。他们的翻译实践哪个不是文化传播？他们自身哪个不是跨文化的传播人？

随着翻译事业的兴旺发达，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大量的外来语涌入了中国语言文化。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汉语共借入外来语词汇在一万个以上。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跨文化语际流呈多样化、多层次化，汉语同外语（特别是英语）的接触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外来词滚滚而来，涌进了汉语文化，形成了不可阻档的全民化趋势。(14)翻译作为文化沟通、文化传播的角色似乎已是一种司空见惯、像家常便饭无需提及的事情。翻译的“作品”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成为人们须臾不可离的东西。譬如，出门打的（taxi），见朋友说“早上好！”（Good morning!），带孩子去吃麦当劳（McDonald），口渴来一杯“可口可乐”（Coca-cola）或“百事可乐”（Pepsi）；男士抽“万宝路”（Marlboro）香烟、喝“百威”（Budweiser）啤酒、系“金利来”（Goldlion）领带；女士用点“玉兰油”（Oil of Ulan）、喷点“百爱神”（Poison）香水；晚上唱一曲卡拉OK，跳跳迪斯科（Disco），打打保龄（Bowling）；周末去蹦极（Bungee-jumping），回来洗个桑拿（Sanna-bath），还要用点香波（Shampo），然后上互联网（Internet），给朋友发电子邮件（E-mail），或者打开电视（Television），关注中国入世（WTO）、美国发展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动态，或者欣赏一部奥斯卡（Oscar）大片，直到入睡前说一声“晚安，亲爱的！”（Good night, darling）……在这里，文化、翻译、传播、生活——人们只觉得自然，已无心关注这些概念之间的互动或差异，因为它们已经难分彼此，融为一体了。翻译与文化，翻译与传播的关系变得模糊起来，因而常常被淡忘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翻译是跨文化传播的中介环节，具有文化和传播的双重性质。而文化与传播是一体的，恰似一种“波粒二象性”——它的“粒”是文化，它的“波”是传播。(15)换句话说，文化与传播互为生存的条件，文化是传播的内容，传播是文化的形态，文化寓于传播之中。因此，可以这样讲，翻译的过程是文化与文化的对话，是文化传播，翻译本身既是文化，又是传播，是发生在语际交流过程中的跨文化传播。

由此可见，翻译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它不仅在做语言文章，而且在讲文化的故事；不仅要懂一种语言、 一种文化， 而且要通两种语言、 两种文化——这是起码的条件，仅就这一条，很难人人办得到。

文学翻译——艺术审美论

文学翻译在语言翻译的各种形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生产知识、科学文化知识靠翻译来互相传播，互相增进；生活情况以及精神境界的一切事物也靠翻译来互相感受、渗透、了解和理解。这便是文学翻译发挥的巨大作用。”(16)文学翻译的品质可以从下面三个主要方面来概括。

情感化

文学翻译家把翻译视为再创作，其原因之一在于译者情感的投入。正如张君川先生所说，不论小说还是剧本，都是诗，都是创作，首先必须爱之如命，甚至自己也有此创作欲望，拿它当自己的作品，才可下手翻译，不然译起来干巴巴的，失去诗意。艺术作品不是科学论文，要有丰富的思想感情与想象，译作亦应如此，才能感人。如果没有译者思想感情的参与，所译的作品就失去了灵魂。就以演剧作个比方：我们看剧本，脑中就生出舞台形象，就等于再创造，即就观众、读者来说，在看戏、看小说，也随了演出及作者再创造。译者又何尝可以例外呢？(17)

文学翻译的过程首先是欣赏，译者须投入情感和想象，方能心领神会，进入原作意境，如果报以冷漠，那就很难为之感染、与之共鸣，谈不上真正理解。表达的过程更须调动情感、发挥想象，以道出真情，说出实话，最终实现传达神韵的境界。

笔者曾听一位翻译家说，翻译是寂寞的行当。要论工作条件，一个角落放一张桌子足矣。然而翻译家却并不孤独，因为他总是在跟人家对话，跟作者对话，跟每个不同的人物对话，直至跟每位读者对话。对译制脚本的翻译来说(18)，这种对话更生动、更形象、更直观。在翻译的脑海中有一个大千世界，时而翻滚着惊心动魄的巨幅画卷，时而流淌着催人泪下的绵绵情丝。然而由于思维模式、生活习惯等文化因素的差异，“表面文章”往往很难传达那些细微而珍贵的思想情感。因而，译者必须设身处地，进入人物内心深处，与之息息相通、荣辱与共，从而思其所思，感其所感，进而言其所欲言。笔者在译《居里夫人》时近乎忘我，每遇动人之处往往情不自禁，随人物一同掉泪。

张友松先生说，文学翻译工作者也像作家一样，需要运用形象思维，不可把翻译工作当作单纯的文字转移工作，译者如果只有笔杆子的活动，而没有心灵的活动，不把思想情感调动起来，那就传达不出作者的风格和原著的神韵，会糟蹋名著，贻误读者。(19)

可见，情感投入是文学翻译的一条基本原则。

性格再现

文学作品大都以塑造人物性格为特征。文学翻译的重要任务见于人物性格的再现。张友松先生谈翻译马克·吐温作品的体会时说，译者必须细心揣摩原作中描绘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及其言谈举止，把自己溶化在作品的境界里，下笔时则力求使原著中的各种人物和自然景色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得到艺术的享受。(20)

动人的故事由活生生的人物的一言一行构筑起来，人物性格越鲜明，故事就越感人。比如影片《居里夫人》中的人物，其性格十分鲜明。居里夫人，聪颖倔强，脸上闪着火焰，眼里充满好奇和智慧，言语朴素而不平淡，铿锵有力而不咄咄逼人；居里博士，温和善良，热情诚挚，精辟的话语里充满了想象又富有哲理；老居里先生，豪爽耿直，说话快言快语，不给人一点情面；老居里夫人，慈祥厚道，是好心肠的贤妻良母；佩罗特教授，高瞻远瞩，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正是他的一句教诲成了居里夫人乃至无数学子献身科学的座右铭；短暂出场的大科学家开尔文男爵，一位慈良而纯朴的老人，纯朴得像天真的孩童……正是这些鲜明的性格赋予了故事生活的气息，使每一幅画面生动而逼真，留给观众难忘的印象。

准确把握人物性格对影视翻译来说尤其重要，它是保证译制再创作实现生动传神的关键。“年龄、身份、习性和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等等各自不同的人物，各有其特征，他们的外貌、语言、举动和表情，在译文中都要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才算是真正的忠于原著，光在字面上死抠是不行的。”(21)

同样一句话，如果撇开特定的情感、语境等因素的影响，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译法，其效果也不会有很大差异，往往因译者自身的风格所取舍，这似乎是一种合理的自由。但是，人物性格特征则是限制这种自由的客观依据。人物性格越鲜明，这种限制就越严格；同样，译者对人物性格把握得越准确、越细致，那么，忠实于这一客观依据的自觉性就越强，因而译文的选择就越能“对号入座”，真正达到言如其人，观众闻其声便知其人的境界。

总之，人物性格再现是文学翻译的又一条重要原则。

形式美重建

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审美表现力，却让翻译伤透了脑筋。单就散文、小说之类的作品而言，译者要调动情感，要努力把握人物性格，准确再现原作神韵，这已实属难为之事。遇上诗歌、剧本、影视片脚本，翻译的任务可谓难上加难。

译诗的原则就是再创诗的意境。朱维之先生说，“译者与诗人之间，要心有灵犀一点通，然后经过再创造而表达出诗的意境……译者除了把原诗的内容——思想、感情、精神——表达出来以外，在形式上要尽量接近原作，从分行和押韵的方法到语言的风格，都要求接近原作。”(22)

飞白先生谈到译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时说，他的体会印证了马氏的话：“译诗是难事，译我的诗尤其难……它像文字游戏一样，几乎是不可译的。”他说，诗的音韵、意境是诗赖以飞翔的双翼。在诗的本国语言里，它们本来是诗身上的有机部分，就像鸟翼长在鸟身上那么自然和谐，共同构成了飞鸟的——也就是诗的美。可是如果把诗逐字逐句直译出来，原文的音韵和意境面目全非。鸟身看起来并无出入，有头有尾，但诗已经丧失了飞翔的能力。译诗者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尽量保留诗之所以为诗之双翼。(23)

可见，诗歌的翻译不只在于内容的准确表达，而且还在于诗的形式美的再造——努力重建诗所以能飞翔的双翼，两者缺一不可。

剧本的翻译也不是一件易事，张君川先生说，戏剧由对话组成，译时要考虑到其中停顿、节奏及动作、人物性格，还要琢磨俏皮话、机智语、幽默、言外意、潜台词。最后还要考虑到戏是上演的，还要“上口”。(24)正是这些要素赋予了剧本翻译力求重建舞台演剧形式美的品格。

影视片配音脚本的翻译与戏剧脚本的翻译很相似。剧本要拿去上演，译制脚本供配音用，所以译文都要求“上口”。但是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剧本译好了，交给剧团，演员看了译文，然后表演，对白依据译文而行。译制脚本则不然。原作的人物对话、表演已经存在，脚本是依据人物的实际话语译出的，然后拿去让配音演员给剧中人物“对口型”。 这与剧本的翻译——上演过程正好相反。“口型化”的原则是影视翻译最突出的一大特点。

影视译制有点像双簧，用剧中人物的口型装配音演员的声音，使所言所语如出其口。翻译的任务是为配音提供蓝本，所以译文要在保证准确、生动、感人的前提下，力图在长短、节奏、换气、停顿乃至口型开合等诸方面求得与剧中人物说话时的表情、口吻相一致，最终使观众闻其声，见其人，知道哪句话出自谁的口。

严格地说，译一部片子像填一首词，思想内容自然不能更改，每句每行的“平仄音韵”也有了严格的限定。 假如译者忽视“口型化”的规律，不管话语的“轻重缓急”，译文任长任短，“意思对了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译文拿去配音的话，就会出现下面的情况：比如，短句译得过长，配音只好加快节奏“赶”——结果平静的心情变得焦急不安，沉稳的性格显出浮躁轻率；反之，长句译得过短，配音只能放慢速度“拖”——结果激动热情变得呆滞冷漠，干练果断成了优柔不决，如此等等。

可见，“口型化”原则是影视翻译重建形式美的显著特征。

总结起来，情感化和人物性格再造是文学翻译的共同特征，而文学形态的多样性又赋予了翻译重建形式美的不同艺术品格。这三个方面便构成了文学翻译艺术审美的主要内涵，同时也赋予了翻译作为艺术的特殊品质。也就是说，翻译是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的行为，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的。

注释：

(1) “两舌之人”指古代佛经译场中的译员。

(2) 见《北京青年报》2001年1月8日第21版。

(3)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73页至174页。

(4) 朱光潜：《谈美》，安徽教育出版社，1932年，第89页。

(5) 周月亮：《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20页。

(6) 朱光潜，同2，第15页至16页。

(7) 最常见的交流是在同一语言内进行的，称为语内交流（intralingual communication）。语言翻译见之于操不同语言的人进行的交流，即语际交流（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在语际交流过程中，翻译起着桥梁的作用。参见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8) 这里译文1，就是翻译学上的原文语言或叫原语（source language）；译文2则是译文语言或叫译语（target language）。同7第11页。

(9) 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10)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前言第1页至第2页。

(11) 王秉钦：《文化翻译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自序第1页至3页。

(12) 玄奘不但是把梵文佛经译成汉语，而且还是中国第一个把汉语著作介绍到外国，让外国了解我国的古代文化的翻译家，是他第一个把老子的著作译成梵文。印度学者这样评价玄奘：“在中国以外没有这么伟大的翻译家，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只能说玄奘是第一个伟大的翻译家。”参见王秉钦：《文化翻译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

(13) 佛学是古代一种光辉灿烂的文化。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到唐代进入了鼎盛时期。佛学包括宗教、哲学和技术、用梵文写成。梵文是印欧语系中最难懂的语言。正式从梵文翻译佛经始于公元148年，也是我国翻译事业的发端。同12第239页。

(14) 同11第239页至242页。

(15) 同5，第322页。

(16) 姜椿芳语，引自巴金等著《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页

(17) 张君川《我的文艺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43页。

(18) 译制脚本指电视台或影视公司用作配音译制的进口电影、电视剧一类影视片的翻译脚本。影视片剧本属影视文学的范畴，因此，影视脚本的翻译应视为一种文学翻译形式。

(19) 张友松《文学翻译漫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32页至433页。

(20) 同19。

(21) 同19。

(22) 朱维之《译诗漫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84页。

(23) 飞白《译诗漫笔》，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页。

(24) 同17。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